苇岸对世界的要求并不多。他住在乡下，对物质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——就像他所崇拜的梭罗；他吃素食，粗茶淡饭，朋友也不多；他的节俭甚至体现在他的创作上，他读得多而写得少，谨于言而慎于行，这么多年，我只读到过他一本散文集子，就是1995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印行的《大地上的事情》。几乎没有人关注他的存在，如同没有人在意原野上一只羚羊的存在。可上帝还是收走了他。上帝是多么刻薄。
我是关注他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，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。几年中我们只通过有限的几次电话。1997年1月24日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坐在一起交谈。但是他住得太远，我这个人又一向比较懒，一直没去找他，想必他也不善交际，故而我也从未在圈子里某一次小聚时碰到他。今年新生代散文界在楼肇明先生的策动下搞了一个散文朗诵会，我当时只因贪心看一场球赛，便没有参加，不知苇岸去了没有——我想他是应该去的。总之我不知道自己和苇岸之间算不算是朋友，但这种不需时时提起却又彼此挂记的淡淡的情感却令我感到温暖。
苇岸在那封信中还说：“你具有一种我不具备的（亦是令我钦慕的）快速运用文字的能力，这与思维的敏捷相关。我则迟讷得多，故我有些反现代（它的效率和竞争）。”他说得不无道理。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不同的生命形式。在我奔忙的岁月中，效率成为我保持创作状态的惟一途径，如果不及时抓住思想的吉光片羽，那末它们就将弃我而去，永不回头；而在苇岸那里，时光则从容悠缓得多。所以他的文章很浓稠——要过很长时间，才从身体里榨出一滴汁液。这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。他热爱他的文字，仿佛上帝热爱他所创造的世界。他说：“作家应该是文字的母亲，她熟悉她所有的儿女，他们每个人的技能和特长，当她坐在案前感到孤单，她只要轻轻呼唤，孩子们便从四方欢叫着跑来，簇拥在她的身边。”（《作家生涯·文字的母亲》）
他的素食主义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，而是得之于一种深刻的理念，那就是对物欲的节制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崇高追求。他并非主张禁欲，但他号召节制，遵循自然的法度。非常年代里曾经盛行的禁欲主义是物质生活贫乏的结果，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纵欲和贪婪因没有物质基础而显得可怕，因而禁欲固然违背人性，却实出无奈。所以，道德的修行，为社会生产的危机罩上了一层安全网。而目前，我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物质进步的同时，潘多拉的盒子也被打开，欲望与邪恶没有限度地泛滥，加速了人类精神的沉沦。所以，后工业时代里苇岸的抉择同工业时代里梭罗的抉择有着相同的意义，他们都是“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”（《人必须忠于自己》）。苇岸的节制是理性与智慧的产物，是对人类的忠告。他说：“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，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，发出最后呼声。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：‘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。’对此，阅尽人间的土地，充满信心。”（《土地道德》）这种感悟可能是他长期与自然、与土地对话的结果。他感悟自然，是为了倾听自然的秘语，并以信使的身份，将它们传递给愚顽的人类。泛滥的欲望正在毁掉我们苦心孤诣地创造的文明，在这个时代里，节制，无疑成了最高贵的品德。他写道：“《历史研究》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，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，短短二三百年间，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。面对未来，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，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，但（现实已经表明）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。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：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，即厉行节俭，抑制贪欲。
“而在自律方面，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仁尼琴，反对‘贪婪的文明’和‘无限的进步’，提出应把‘悔过和自我克制’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。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造成，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。托尔斯泰也曾讲过，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，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，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，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，也是枉然的。”（《素食主义》）他对奉行素食主义的梭罗、列夫·托尔斯泰和萧伯纳推崇备至。素食主义在苇岸的生命中不是最重要的内容，但他至少以此表达了他与物质文化对峙的决心。这是他所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，我们也可以从中思索己身的出路。
他与我不同。我于过去的时光中发现了许多至善至美的东西，而他，索性生存在过去的时光中。他生命的每一瞬间都镀上古旧的金黄色。甚至我觉得他的生命中压根儿就没有时间的概念。在他的生命里，钟表还没有发明，他只是从对天象的推算和对地理的察看中感受四时的变化，从血液的运行中体味生命的流动。他延用的是一套古老的思维逻辑，并且如同恐龙和猛犸，因其在现代社会的绝迹而显得异常可爱。你听他说：“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，我很自卑。我想得很远，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，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，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。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，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。”（《美丽的嘉荫》）当科索沃战事正酣的时候，读这段文字，会觉得他多么简单和可笑。但他无疑是对的。城市文明使人冷酷和堕落，乡村却使人简单和善良，因为土地本身意味着简单和善良。土地是人类的母亲。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愿进城。他们不适应这里的生活，城市的霓虹和车流太容易将他淳朴的情感化作齑粉。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前，他在庄园门口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。”
苇岸最后也把这句话留了下来，留给挑战城市战车的现代唐·吉诃德们。我们都是小人物，苇岸也是。但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并付诸实践——尽管它很短暂。他生存的自觉意识值得我们学习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，苇岸的存在仿佛一段难以置信的传奇。他死后，这样的传奇不再有了。所以他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宿命，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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